都说女人是种感性的动物,在宋徽宗时期,社会黑暗,官场腐败,任人唯亲,对于一般的良家女子来说能有个体贴的丈夫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已是难得的恩赐,夫妻之间相敬如宾、举案齐眉已是难能可贵,难道若贞就是一个天生的荡妇,我想还是背后的故事,丈夫在外奔波劳碌,疏于对妻子的爱护,若贞上庙进香险遭恶少凌辱,这其实即是她本人的悲哀,也是社会的不行,在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,官位就代表着法律,代表着权利,上位者治人,下位者治于人。一切都是由当地的父母官来为民做主,倘若社会风清气正,官员爱民如子,也就不会出现这种亵渎神灵、在寺庙中淫乱的事情,也就不会有高衙内这种不学无术、无法无天的官二代,更不会有这种因自身姿色过人而受人凌辱的良家妇人。都过这一幕幕,一篇篇,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,人民的无助,对于欺辱妇人的官二代首先想到的不是告官递状纸,而是如何欺瞒自己的丈夫,害怕丈夫因一时受辱无法忍受而失去理智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,只有自己忍气吞声,既状告无门,又牵连家人,而对于高衙内这种不学无术的官二代,并没有任何的礼化教养,廉耻之心,有的只是无法无天,欺压良善,心中已无对神灵的敬仰,在寺庙中行苟且之事,当真是社会的悲剧,当权者的悲剧。俗话说的好,不是在沉默中消逝,就是在沉默中爆发,上位者所作所为一旦超过民众的承受极限,民众就会爆发出不一样的力量,对于民众来说,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无法保障,最痛恨的两件事,杀父之仇,夺妻之恨,既然我已无生机,那造反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,又有什么事情是林冲不敢做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