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访欧美，李鸿章深感西方“政治之道”优越，怨念直指本国政体
甲午之败，论者恒谓乃李鸿章“以一人敌一国”，其实不确。严格说来，李氏当日，实乃“以一人敌两国”。故马关议和，曾对伊藤博文大发感叹：“贵大臣之所为，皆系本大臣所愿为，然使易地而处，即知我国之难为，有不可胜言者。”李氏尤其羡慕明治天皇“能听善言”，能“使诸臣之志愿得舒”①，其怨念所向，不问可知。
此种怨念由来已久。早在1870年代，李氏就已意识到，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，乃国人救亡的必然路径——“国人……不谙世事，默守陈法，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。岂知世界文明，工商业较重于文字。窥东西各国之强盛，无独不然。”②但20余年光阴匆匆，及至甲午惨败，中国近代工商业，其发展仍近乎为零。
马关议和后，爱国分子赠联李氏：“杨三已死无苏丑，李二先生是汉奸”。稍后，李氏奉命使俄，并访问欧美诸国。其革新思想，却又大进一步。归国后，李氏如此描述其见闻感想：
“（西人）立国政教，今人纂述中，郭、曾、薛三《日记》所言，颇得涯略。此行辙迹所经，视数君为广，而时日则太促。然详咨博考，已觉所见过于所闻。其扼要处，实在上下一心，故能齐力合作，无事不举，积富为强。中国则政杂言庞，而生财之法又不逮远甚。每于纵观之际，时增内顾之忧。胡文忠云：使我多财，天下事尚可为。昔尝叹味其言，然犹是第二义也。”③
失势之境，李氏言语、行事均极谨小慎微。但此番对吴永所言，虽有隐晦，亦不难窥见真意。李氏曾对西媒坦言，此行重要目的，乃在“博考诸国政治之道”，以便他日回国，能够“改弦而更张”。李氏自承，之前了解“诸国政治之道”，全依赖郭嵩焘、曾纪泽、薛福成等人的间接陈述，此番西行，亲身观摩，才发现“所见过于所闻”。言下之意，即是在高度认同郭、薛等人的同时，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至于郭、薛等人的意见，试以薛福成为例——薛氏出洋，奉朝廷之命，留有六卷17万余言出使日记。在日记里，薛氏集中表达了两重诉求：1、呼吁清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，摒弃“以农立国”，向“工商立国”转型。2、呼吁清国实施政治体制改革，效仿英国、意大利等国，实施“君民共主”。④由此，不难了解李氏的政治立场。
深感政体改革对救亡图存的必要性，李鸿章终于与清廷越走越远
唯李鸿章对友人谈论此次欧美之行的书信甚多，无一封提及政体改革。不过，“（西国）上下一心，故能齐力合作，无事不举”一节，却被反复申说。个中深意，不难体会——郭、薛等人已详细阐明，政体改革，乃达成“上下一心”的必须手段；而李氏将“生财之法”定为“第二义”，用今人之言，无疑是说：政治改革必须先行，否则经济改革亦难成功。
因见识及此，戊戌维新期间，李氏曾一再给予康党协助，并自叹“康有为吾不如也，废制义（科举）事，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，彼竟能之，吾深深愧焉。”及至康党倒台，政敌弹劾李氏乃是康党，慈禧以此质问，李氏竟能回答：“臣实是康党，废立之事，臣不与闻，六部诚可废，若旧法能富强，中国之强久矣，何待今日。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，臣无可逃，实是康党。”⑤其后主政两广，虽受命捕捉康、梁，却暗中多所保全，并长期保持秘密联络。
但李氏对康党的支持，实缘自浓厚的悲观。他曾在书信中，多次与长子李经方谈论维新前途，其结论是：“朝廷……讲求变法，近日明诏多由康有为、梁启超等怂恿而出，但法非人不行，因循衰惫者岂有任事之才，不过敷衍门面而已。”⑥对于康党的政治学问，李氏的评价也很低：“（皇上）每日与枢廷讨论者，多学堂、工商等事，惜瘦驽庸懦辈不足赞襄，致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，言听计从。近来诏书皆康党条陈，借以敷衍耳目，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。”⑦
李氏悲观若此，仍不惜冒被政敌指为“康党”的风险，与康、梁往来，其根源，乃在痛心中国新式人才匮乏。诚如其对伊藤博文所言：“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，惟据目下观之，了无异能耳”⑧；梁启超出亡后，李氏亦托人勉励其“精研西学，历练才干，以待他日效力国事”⑨。怨念若彼，期望如此，“汉奸”李鸿章，甲午之后，在思想层面上，正离清廷越来越远，终于在1900年，一度计划与革命党人联手策划“两广独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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